乡村政治生态与现代性隐痛——对王方晨小说的一种理解与分析

文/王春林

自从1988年初始涉足小说创作，近三十年间，王方晨已经先后发表小说作品逾六百万字。从文体来看，长中短篇均各有所涉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长中短篇，王方晨的艺术聚焦对象，基本是他自己所非常熟悉的乡村世界。王方晨不仅长期关注表现乡村世界，而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以对乡村世界的表现著称的作家一样，用极具表现力的文字在纸上建构着独属于自己的“塔镇”世界。从小说地理学的角度来说，王方晨的“塔镇”业已成为中国当代可谓琳琅满目的乡土叙事中的一方地标性艺术建筑。 细细翻检王方晨那六百万文字中具有思想艺术标高意味的代表性作品，不难发现，作家最主要的用力处，一个是乡村政治生态的深层透视，另一个是现代性冲击下乡村世界的内在隐痛。而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对以上两个方面的真切关注与思考表现，显然构成了王方晨乡村小说最突出的思想艺术特质。

王方晨已经写作出版长篇小说多部，但截至目前最能够代表他长篇小说写作水准的，恐怕还是他的以对乡村政治生态的深度剖视为显著特征的《公敌》。尽管说作家的笔触也曾经一度延伸至“文革”前的大跃进时期，但就主体故事构成而言，小说所集中展示的，却毫无疑问是“文革”后迄今中国乡村的一段发展历史。这一阶段，正好是以“改革开放”为显著标志的一个现代化迅速推进的时期。主人公韩佃义，“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应时事潮流，全力打造翰童集团。借助于翰童集团的打造，他所隶属于其中的佟家庄急剧扩张，已然与塔镇融成为一个难以被剥离的整体。

然而，与翰童集团数十年的膨胀发展历程相比较，王方晨真正感兴趣的，却显然更在于韩佃义究竟如何施展权谋，打造建构起了一个带有明显封建专制性质的乡村帝国。他那样一种乡村政治家的权谋，早在其上位佟家庄当家人的过程中即已凸显无遗。韩佃义当年的被迫出走关外，是因为与恋人金枝儿的爱情遭到了金氏族人的强力阻挠。等到他“文革”结束后满怀仇恨再度返乡的时候，佟家庄的当家人已然是佟氏家族的佟安福。韩佃义要想有所作为，当务之急就是扳倒佟安福。一方面，韩佃义为了保护韩家坟园挺身而出，硬是凭借自身的强悍把韩家坟园从张岔楼村夺了回来。另一方面，暗中巧为布置，绑架佟安福并对其发出生命威胁。这之后，通过韩佃义向佟安福强借檩条成功这一细节，就充分说明韩佃义早已从气势上压倒了佟安福，他的取而代之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关键在于，上位之后的韩佃义，在很快成立翰童集团迅速发展佟家庄经济的同时，更是把翰童集团打造成了一个森严壁垒的专制王国。在这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翰童集团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一种密切的内在关联。通过翰童集团以及强权人物韩佃义、佟黑子的形象刻画而折射批判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政治生态，正是王方晨《公敌》最根本的思想价值所在。

应该承认，无论是韩佃义，抑或还是佟黑子，其性格中的独断专行、韬光养晦、冷酷无情、荒淫无耻这样一些侧面，在《公敌》中均得到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艺术表现。但与此同时，更令人感到惊叹的是，却是王方晨关于韩佃义退隐与佟黑子自尽的情节设计。明明正处于人生事业的巅峰状态，但韩佃义却悄然隐退，一个人隐居到了偏远的老人宅：“韩爷把佟黑子给丢了，把所有都给丢了。韩爷留给佟黑子的，是一个义无反顾的背影。”韩佃义之所以要做如此一种人生抉择，与他因恋人金枝儿自戕后所生成的痛悔心理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而他在翰童集团的接班人佟黑子，则是在自己精心策划的三台大戏演出完毕后，用那把已经被弃用多年的锈迹斑斑的菜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把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浓缩在其兄辞官归来后的一段较短的时间内，面对佟志承的作为，佟黑子初始反躬自省，逐渐意识到自身的罪孽和软弱。其自尽后，就连与佟家庄发展关系重大的另一位幕后人物邵观无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当初我还当他是个二楞子，没想到他心会这样细！”王方晨之所以要如此设定故事情节，显然是要传达某种自我精神救赎的艺术意图。同样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为了进一步凸显精神救赎意向的重要，作家在艺术地表现韩佃义与佟黑子自我精神救赎的同时，也还把这种意向寄托体现到了佟黑子的同胞兄弟佟志承身上。假若说佟黑子的天性中便隐有恶的倾向，那么佟志承的天性则显然更倾向于善。究其实质，王方晨在《公敌》中之所以要设定佟志承从县长官位上坚决隐退并最终执掌翰童集团的故事情节，就是要在艺术地传达救赎意向的同时，也昭示出未来某种若隐若现的发展希望。

如同长篇小说《公敌》一样，王方晨书写表现乡村政治生态的一个短篇小说，是《乡村火焰》。小说的故事，缘起于村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颇具几分蹊跷意味的是，这场事后被认定为人为纵火的火灾，居然发生在村长王光乐家的柴垛上。村长家的柴垛被烧倒也罢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一点是：村长王光乐不仅拦着不让村人救火，而且还特别强调“这把火烧得好”。依照常理推断，村长家的柴垛被烧，应该与他平时的村庄管理工作中有意无意间对村民的得罪有关。村长大权在握，村民敢怒不敢言，所以，只能够偷偷地烧一把火来一泄私愤。真正的问题是，面对着自家柴垛的失火，村长为什么一反常态地要坚决阻止村民们的救火行为呢？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到底是谁烧了这把火。王方晨这一短篇小说的写作初衷，显然也并不在此。也因此，一直到小说结束为止，作者也没有交代到底谁是那位纵火者。实际上，王方晨的艺术意图乃是要借助于这场火灾，而犀利尖锐地切入对乡村政治生态的思考与表现。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村民王贵锋不由分说地被警察抓走带到了派出所。丈夫无辜被抓，在村里一向以泼辣著称的耿玉珍不干了。出人意料的是，她虽然气势汹汹地扑到了王光乐家门前，但却被村长的一个电话就给镇住了。“耿玉珍早就不由得摇晃起来，她感到身上无力，哪怕再停留一会儿，也会软瘫在地上的。”除了耿玉珍突然间的倍感无力这一细节，小说的另外两个细节也不容忽视。一个是火灾发生后，村里的人们自觉地发动起来要给村长重新凑起一个柴垛来。另一个则是，王贵锋被释放回家后，面对着主张自己进村委班子的村长时，所发出的那种不可抑制的谄媚的笑声。把以上三个小说细节归总到一起，王方晨意欲审视批判乡村政治生态的写作动机，自然也就一览无余了。尽管说火灾的发生表明着村民对村长的强烈不满与反抗，但事件的平息过程却又强有力地确证着村长专制权力的坚不可破。

乡村政治生态的审视与批判之外，王方晨乡村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于现代性隐痛的真切体察与艺术呈示。所谓的“现代性”，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代名词。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乡村世界的日渐颓靡与衰败，已然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遭受“现代性”强烈冲击的过程中，乡村世界究竟承受着怎样一种沉重异常的转型期痛苦。无论是基本的经济生产模式，还是总体的社会结构，抑或还是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道德伦理，在此一过程中，都发生着诸多无法预料的不可逆变化。总归一点，现代性的强劲冲击，必然给乡村世界造成诸种难以承载的精神隐痛。这一主题意向，在王方晨乡村小说中同样有着突出体现。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就是《妈奶奶的难日》。

儿子和媳妇都进城去打工，一去数年不归，把年幼的孙子尧尧留在家乡，与奶奶坡老娘一起生活。坡老娘家的对面，就是一个乡村杂货店。“杂货店里的棒棒糖、饼干、锅巴、雪饼、火腿肠，坡老娘也会偶尔买来给尧尧吃。尧尧最爱吃的，却是坡老娘的奶子。”尧尧的留恋坡老娘奶子，一方面固然由于他的年幼，另一方面却与村支书的孙女素素的刺激有关。素素的年龄与尧尧差不多大小，因为妈妈肯娥没有去打工，所以素素就可以随时叼着妈妈的奶子吃。同样是吃奶，尧尧与素素却有着天壤之别。素素能够吸出妈妈的奶水来，而尧尧则只能干啃奶奶早已没有了奶水的奶子。坡老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出于内心里对孙子的怜惜，不顾自己的实际年龄状况，最终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那就是再生一个孩子。等到孩子生出来之后，祖孙俩之间有一段感人的对话。“空气里只有灯光的沙沙声在漂浮。过了半天，听尧尧小声问道，‘奶奶，我可以叫你妈奶奶不？’所以人都清晰听到了，所有人都愣了片刻，正要笑，又立马收了。坡老娘回答，‘可以。’”于是，尧尧就大声地叫“妈奶奶”。于是，坡老娘也就大声答应着。祖孙俩一边彼此应答，尧尧一边吮吸着奶奶终于有了奶水的奶子。真难为王方晨能够想出“妈奶奶”这个特别的称呼来。小说最关键的文眼显然在此。

一声“妈奶奶”的呼唤，就意味着现代性的冲击已然从根本上影响到了乡村世界的正常伦理道德秩序。“妈奶奶”，“妈奶奶”，面对着尧尧，坡老娘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奶奶还是妈呢？！

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一个短篇小说，是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但在展开对小说的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辨析一下《大马士革剃刀》的题材归属问题。按照常规层面的理解，既然小说讲述着发生在济南老实街的故事，那当然是市井小说无疑。而市井小说，我们一般会把它划归到城市题材中来加以理解。但伴随着现代性脚步的日益急迫，我个人开始对这种理解产生了怀疑。关键问题在于城市与乡村的一大根本区别，乃是城市生活的无根漂泊变动不居与乡村生活的凝固稳定平和淳朴。简而言之，一曰流动性，一曰稳固性。倘若以此为衡量标准，则所谓的市井生活云云，其实很明显更接近于乡村生活。与其把《大马士革剃刀》理解为城市小说，反倒不如把它视为乡村小说的一种变体更具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王方晨的“老实街”与他的“塔镇”视为同种性质的表现对象。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济南的老实街。

“老实街地处旧军门巷和狮子口街之间。当年，若论起老西门城墙根下那些老街巷的声望，无有能与之相匹敌者。”“老实街”的象征性命名之外，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是另外两个核心细节。一是剃头匠陈玉伋与邻居左门鼻之间围绕那把颇有些来历的大马士革剃刀所发生的几番礼让。这里的一个关键处在于，左门鼻虽然不是剃头匠，但却同样有着高妙的剃头手艺。而这，事实上也就为下一个细节埋下了伏笔。这另一个细节，就是某一天，老实街的居民们突然发现那只为左门鼻所特别钟爱的被称之为“瓜”的老猫浑身上下被剃了个溜光：“谁能把毛剃这么光？从头到尾，耳朵眼儿里，脚爪缝儿里，全都一样。呶，眼睫毛也给剃掉了呢。”那么，究竟是谁在以如此一种特别残忍的方式虐猫呢？在老实街，只有两个人有这种高超手艺，一是陈玉伋，一是左门鼻。会是他们中的某一位吗？是陈玉伋？抑或还是左门鼻？一直到小说结束为止，王方晨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又或者，他本就不准备给出答案。问题的关键在于，陈玉伋也罢，左门鼻也罢，虐猫事件本身，就极巧妙地暗示着“老实街”的“老实”不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老实街”淳朴民风的风流云散呢？究其根本，大约也只能够归结到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上。这样看来，王方晨在《大马士革剃刀》中书写表现着的，依然是一种沉潜于生活深处的现代性隐痛。

如前所言，在迄今将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驻足于乡村世界的王方晨，曾经先后尝试过长中短篇各种小说文体。然而，依据我个人的阅读体会，虽然说王方晨对于以上三种小说文体均有所得，但相较而言，我对其短篇小说创作的偏爱更难遮掩，尽管我深深地知道，在一个大家都对长篇小说的写作趋之若鹜的时候，要想一味地坚持短篇小说的营构，其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我还是殷切希望，王方晨在坚持长篇小说创作的同时，能够不弃短篇小说写作，继续在这一小说文体上有更多作为。

2015年4月23日上午10时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作者简介：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壹点号王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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